2025月9月9日，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杂志社）社长、法学院教授郑英龙受邀做客央视《今日说法》，谈浙江省政府各职能部门如何助力外贸民营企业脱困，讨论《民营经济促进法》蕴含的法治精神和制度要求。

助企解难题

本期节目聚焦浙江省政府各职能部门通过系统化政策组合与精准服务，助力外贸民营企业脱困的案例。而其背后，正体现了刚刚施行的《民营经济促进法》所蕴含的法治精神和制度要求。

郑英龙社长在节目中指出，《民营经济促进法》不仅是一部宣告支持态度的“倡议法”，更是一部赋予政府具体职能、规范政府行为、保障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责任法”。

政府助企化解外贸订单危机 

2025年4月，浙江绍兴一家纸质工艺品制造企业因海外客户断单陷入困境，企业减产、工人收入受损。随着《民营经济促进法》于5月20日实施，当地政府迅速出台举措，出资组织企业参加国际展会，成立跨境电商公共服务中心，并构建针对外贸的风险预警机制。通过政府的帮扶和自身的努力，该企业有了很大的起色，甚至取得了比以前更好的效益。

Q：在当地政府的帮扶和企业自身的努力下，绍兴这家外贸企业摆脱了困境，甚至取得了更好的效益。当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遇到市场困难等外部性的问题，那么作为政府可以为它们做些什么？法律对此有什么规定呢？

郑英龙：这个案例为我们观察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提供了一个生动样本。而这背后，正体现了今年5月20日刚刚施行的《民营经济促进法》所蕴含的法治精神和制度要求。该法也充分肯定了“民营经济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做出的重要贡献”，在法律层面可以说之前对其支持和保护是不够的，与其贡献是不对称的。

从字面来理解，“促进法”三个字，就可看出这是一部专门规定国家如何促进民营经济发展的法律，它标志着我国对民营经济的支持从政策层面全面上升到法律层面。它不仅是一部宣告支持态度的“倡议法”，更是一部保障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责任法”。

全法9章78条，有专条和专章规定政府的职责。它清晰界定了政府在促进民营经济发展中必须履行的三大核心职能：

第一，规定政府是公平竞争环境的“维护者”，负有破除壁垒、保障平等的法定责任。政府在制定规则和分配资源时，不能再“重国企、轻民企”，也不能设置各种条件保护本地企业。严禁出台歧视性准入清单或设置隐形门槛。规定由国家实行全国统一的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清单以外的所有领域，民营企业和其他企业均可平等竞争进入。比如某个新能源项目招标，就不能再悄悄要求企业有“国企合作背景”，或者某个服务业领域只允许本地企业进入，有些地方政府采购，会暗地要求供应商“在本地注册满3年”等等。这些都属于这部法律所禁止的“隐形门槛”。

第二，规定政府是公共服务与风险防范的“供给者”，负有精准施策、优化营商环境的法定义务。这次法律首次以专章形式规定政府需建立风险预警、融资支持、权益保护、服务保障等公共服务体系。据了解，在复杂的外贸情形下，节目中提到的浙江省政府各职能部门通过系统化政策组合与精准服务，构建了“财税扶持+金融支持+市场拓展+供应链优化+数字化转型+法律服务”等全方位帮扶体系，助力外贸企业脱困。所以说，现在当民营企业遇到困难时，政府不再是旁观者了，而是必须主动作为，而这种作为是政府的法定义务。

第三，规定政府是亲清政商关系的“构建者”，负有依法干预、有限有为的法治边界。法律一方面鼓励政府与企业常态化沟通，“一对一”解决发展难题；另一方面也严格约束政府行为，明确“法无授权不可为”，杜绝不当干预。这部法律不仅保护民营经济组织的合法权益，也保护其经营者的合法权益，有几条规定印象非常深刻，专条明确规定“禁止利用行政或刑事手段违法干预经济纠纷”“禁止为经济利益等目的滥用职权实施异地执法”。可见，伴随《民营经济促进法》的颁布与实施，政府的职能从此有了更清晰的法治坐标，企业的未来也因此有了更稳定的制度预期。

“洋娘舅”调解中外客商纠纷 

做生意买卖双方之间难免会发生一些矛盾和纠纷，如果和外商之间发生了纠纷，如何妥善地解决对于外贸企业来说非常重要。黎巴嫩小伙儿阿德南是浙江省绍兴市柯桥区的一名调解员，当地人称他为“洋娘舅”，他还给自己取了个中文名字叫李天明。浙江绍兴一家外贸企业与外国客商因布料供货发生了纠纷，经过李天明一个多小时的调解，一起涉外纠纷顺利得到了妥善解决。

Q：南方人对“老娘舅”是很熟悉的，但对于“洋娘舅”这个概念估计之前很多人都没听过。我们看到绍兴柯桥成立“洋娘舅”的调解队伍，对一些涉外纠纷进行调处，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可以说，这也是对“枫桥经验”的一种创新和发展。我们该怎么看待“洋娘舅”在调处涉外贸易纠纷中的作用和意义？

郑英龙：“洋娘舅”确实是一个令人耳目一新的概念。“老娘舅”是传统中对调解人的亲切称呼，代表着权威、公正和信任。而“洋娘舅”的出现，可以说是“枫桥经验”在新时代、新背景下的一个重要创新和生动实践。

首先得承认，涉外贸易纠纷里，最常见的障碍往往不是谁对谁错，而是语言、文化和商业习惯的差异。这些外籍调解员既熟悉国际规则、通晓多国语言，又长期在中国生活，理解我们的法治文化和价值观念。他们在调解中既讲“法理”，也讲“情理”，它为企业提供了高效、低成本的纠纷解决途径。涉外贸易纠纷如果通过诉讼或仲裁，往往程序复杂、耗时漫长、成本高昂。哪怕官司打赢了，执行也是个难题。而“洋娘舅”调解机制依托本地调解组织，能够在第一时间介入，避免矛盾升级，甚至可以在几个小时内促成和解。可以说这种调解不仅是双赢，而是多赢，更重要的是，“洋娘舅”这种“软调解”模式，还能慢慢积累中外企业之间的“信任度”，使对外营商环境更有“温度”。

“洋娘舅”是“枫桥经验”这棵老树上开出的“新花”，它证明了中国的基层治理传统不仅没有过时，反而在与时代碰撞中焕发出更强的生命力。

Q：其实“洋娘舅”的做法很大程度上已经超出法律层面的意义，可以说成为了基层社会治理的重要内容，我们知道浙江是“枫桥经验”的诞生地，那么，在基层社会治理，尤其是涉外基层治理中，“洋娘舅”的经验对进一步完善基层治理机制，还有哪些重要的借鉴和意义呢？

郑英龙：“洋娘舅”确实已经超越了单纯的法律调解工具，成为新时代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的一项创新实践。

首先，它实现了基层治理主体的“多元化”突破。传统治理主要依靠政府单向管理，而“洋娘舅”治理模式不仅减轻了行政压力，更建立了跨文化信任，使治理真正实现了从“单一管理”向“多元共治共享”的转变。

其次，它推动了治理方式的“柔性化”创新。与传统的行政或司法手段相比，“洋娘舅”体现了柔性的治理智慧。这种模式将中国的“和合”文化、枫桥的“小事不出村”理念与涉外治理相结合，为基层纠纷提供了成本更低、效果更优的解决方案。

从长远看，这也能让基层治理更好地服务于对外开放，让更多外国人感受到中国基层治理的“智慧”和“温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