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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文学:不仅仅要悲天悯人
来源:网络   发布时间:2015-4-10 17:22:24    阅读次数:2458

本文转自中国文化报3月27日公共阅读版报道,作者是中国文化报记者张妮。文中所提到的“文化现代性与生态文学前沿丛书”由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出版。

      编者按:近日,电影《狼图腾》的热映“升级”了人们对生态环境的关注。3月2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审议通过《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更在国家战略的高度体现出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性。其实,许多国内外作家早已拿起笔,通过自己的所见、所想、所思创作了大量主题多样、体裁丰富的生态文学作品。本刊将通过对相关作家、学者的采访一探我国生态文学的发展脉络与现状,为读者关注生态问题提供一个新的角度。

      “公元第三个千年刚刚开始,大自然却早已进入危机四伏的年代。大难临头前的祈祷都是如此相似。矿物燃料的大量使用导致全球变暖,冰川和永久性冻土不断融化,海平面持续上升,降雨模式改变,暴风更加凶猛。海洋被过度捕捞,沙漠迅猛扩展,森林覆盖率急剧下降,淡水资源日趋匮乏,地球上的物种正在加速灭绝……”英国生态批评家、利物浦大学教授乔纳逊·贝特在《大地之歌》中写道。作者在带给人类强烈忧虑与恐惧的同时,真实地揭示了大自然的命运与人类的生存危机。

      在国内,生态环境问题也日益凸显。作为反映生态现状、追寻问题根源、反思人类行为的生态文学,近年来一直是出版界关注的对象。去年出版的《看不见的森林》、《洛杉矶雾霾启示录》、《一平方英寸的寂静》、《逝者如渡渡》等多本生态文学类图书荣登去年各大好书榜和畅销书榜。其中,《看不见的森林》、《一平方英寸的寂静》均属于商务印书馆“自然文库”系列丛书。《看不见的森林》的责编余节弘表示,去年开始推出的“自然文库”丛书,旨在追溯人类对自然及人类自身的认识历程,将“绿色生存”的理念寓于求知与实践的乐趣之中,最终通过阅读激发人们重拾对有灵万物的信仰和谦卑。截至目前,该书已经加印了数次,足以说明人们对这类书籍的欢迎。

      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于2010年推出的“文化现代性与生态文学前沿丛书”,包括理论研究专著、文论选、评论选、作品选四本。该丛书的责编、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副总编钟仲南说:“这套书从2002年起,历经8年出版实属不易。出版社希望通过这些作品,努力促使人们去理解文化对自然的影响,从自然生态的探索中寻求人类走出生存困境的智慧。”

      “生态遭到严重破坏的现实使作家感受到自身的责任,文学再也不能忽视人与自然之间的复杂存在了。这也为当代文学创作和研究提供了新的突破点和视角,进而呼吁全社会关心人、自然、社会的协调共存。”“文化现代性与生态文学前沿丛书”总主编、浙江大学中文系教授吴秀明表示。

      1962年出版的美国学者蕾切尔·卡逊《寂静的春天》一书因揭示滥用DDT农药对生态环境的破坏,被认为是现代生态文学的滥觞。此后世界各地生态文学创作渐趋开展,我国生态文学也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逐渐兴盛。1986年沙青的报告文学《北京失去平衡》、1987年徐刚的报告文学《伐木者,醒来》分别叙写了北京缺水、我国森林资源遭滥砍滥伐的残酷现实;之后,张炜的小说《怀念黑潭中的黑鱼》、陈应松的《松鸦为什么鸣叫》、贾平凹的《怀念狼》……或是对自然生命体贴入微的描写,或是超越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或是批判反思现代文明,都展示出人与自然生命之间不能损毁的生态关联。如作家赵鑫珊曾写道:“当人类把天然林中的第一株大树砍倒在地,文明便宣告开始了;当最后一株被砍倒在地,文明即宣告结束。”

      那么究竟如何定义生态文学?成立于2004年的厦门大学生态文学研究团队的创始人、厦门大学教授王诺提出,生态文学是以生态系统整体利益为最高价值,表现自然与人之间的关系、探寻生态危机之社会根源的文学。该团队的郑丹凤博士解释说:“凡表现生态,审美自然,旨在维护生态系统内部关系平衡稳定,特别是修复和改善人与自然关系的文学,都是广义上的生态文学。”该团队目前有国内外兼职研究人员20余位,已出版研究专著20余部,发表论文数百篇,还曾主办首届海峡两岸生态文学研讨会、华海生态诗歌国际学术研讨会等活动,被国内学界公认为生态文学研究重镇。

      除了这些学者,当下愈来愈多的作家自觉地把生态平衡、环境保护纳入自己的创作视野,不但创作的领域和队伍不断扩大,作品的思想内涵和艺术表现也愈加丰富;并且受我国“天人合一”传统观念的影响,我国生态文学体现出一种“悲天悯人”的创作观。但吴秀明、王诺、郑丹凤等也纷纷指出了我国当代生态文学研究与创作的不足。研究方法上,吴秀明表示,需要进一步探寻把生态学原理内化为人文研究的有效机制,不能将两者关系简单化。例如生态学中的“非人类中心主义”,如简单“拿来”用于文学,并不完全合适。非人类中心主义要求不能仅以人为中心,倡导爱地球、爱宇宙万物,这自然可行,但它本身却是悖论。一来它由人类提出,不能完全做到非人类中心;二来文学需要也应该为人类服务,生态文学亦不例外,所不同的只是通过对动植物、环境的描写,达到服务、警示、启迪人类的目的。

      就生态文学创作而言,早期的生态文学为了表达生态理念的强烈愿望,文学自身的审美特性往往会让位于自然生态的社会责任承担。王诺、郑丹凤表示,我国多数生态文学作品还停留在揭露生态危机现状的低层次,有深度、思想性的生态文学作品较少。这与吴秀明所说“生态文学最迫切的问题是要提高文学的创造力与想象力”不谋而合。吴秀明谈到,我国生态文学近10年推进缓慢,作家应谨记“生态文学还应是文学,其创作要基于生态而又高于生态”,应具备较高的审美、艺术价值,不是简单地挪用、图解生态学概念。这也是为什么《狼图腾》会更受关注的原因,小说对小狼与知青的情感、小狼命运的描写具有较强的艺术冲击力,在有爱、有温度的故事中反映了生态竞争机制,通过写狼性来审视人性。再如贾平凹在《怀念狼》中通过描写人与狼之间,为敌却共生的复杂关系,拷问人类生存的意义,并指出简单的保护野生动物的方法不能从根本上铲除生态危机,更体现出作为作家的思考。

      出版了多部生态文学作品的郭雪波感慨:“我写生态环境文学只是为了表达一个有社会良知的作家对社会和生态的见解,不存在任何功利目的。文学并不能挽救世界的生态环境,只希望用我的笔去呼吁,将呼吁之声传达给更多的人。”这无疑说出了许多作家的心声,从生态学中吸取原有人文学价值观、认识论中欠缺的东西,以生动感人的艺术形式传达对生态文明的深刻思考,引导人们与自然融为一体,“诗意地栖居”于这片大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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